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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為什麼要屠殺數十萬華人？
近日，針對印尼軍政府50年前的大屠殺暴行，印尼史無前例地舉行了一場公開研討會——1965-1966年間，印尼軍政府血腥清洗了國內數十萬“親共左派”。一般認為，被屠殺的總人數超過了50萬，其中約30萬是華人。研討會由非政府組織“全國人權委員會”主辦，得到了印尼官方的認可和支持。這是大屠殺發生後50年來，印尼官方首次允許公開討論。
因華人在被屠殺者當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這場慘劇在中國也常常被稱作“1965年排華大屠殺”。那麼，為什麼華人在印尼，會多次遭受類似的橫禍呢？
導火索：印尼共捕殺陸軍高級將領；陸軍清洗數十萬“親共左派”
1965年大屠殺，肇始於印尼共與印尼陸軍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總統蘇加諾為了搞“有領導的民主”（簡單說來就是推崇個人威權，摒棄議會民主），一手借助陸軍的支持，一手又扶植印尼共來牽制陸軍。1951年，印尼共只有不到1萬名黨員；到1963年，黨員人數超過了200萬；到1965年，超過了300萬，成為印尼國內人數最多的黨，也成為僅次於蘇共和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沒有蘇加諾的扶植，是做不到的。同期，印尼陸軍也在鎮壓國內叛亂的過程中一路坐大，且與蘇加諾關係日趨惡劣。蘇加諾左傾，與蘇、中交往頗多；陸軍右傾，與美國中情局往來密切。蘇加諾懷疑陸軍不忠於自己，想要往陸軍內部安插政治委員；陸軍也高度戒備蘇加諾，極力反對他和印尼共提出的建立“第五軍種”（武裝化的民兵組織）的計劃。①
這種矛盾到1965年，因蘇加諾病情惡化，已呈一觸即發之勢。美國中情局該年1月26日的一份機密備忘錄分析稱：“蘇加諾的維也納醫生認為，如果不盡快為他進行手術取出腎結石的話，他一兩年內就會去世——可能很快就會暴斃。即使他做了手術，他的壽命和身體機能也非常具有不確定性。……（這使得）印尼共產黨及其對立派別之間的政治爭奪已經白熱化。”②1965年8月3日，蘇加諾突然病倒，緊急召回了正在中國訪問的印尼共領袖艾地。與艾地同機返回的中國醫生對蘇加諾的病情非常悲觀。8月中旬，印尼共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報和討論了蘇加諾的病情，艾地在會上表態：是我們首先撲過去呢，還是等著讓別人撲過來？我更傾向於先下手。③
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尼共的策劃下，印尼總統衛隊營長翁東中校等人發動政變，6名陸軍高級將領人頭落地，此即“九卅事件”。隨之陸軍將領蘇哈托發動反撲，翁東等人潰敗，蘇加諾成為傀儡，包括印尼共領袖艾地在內的數十萬人被清洗；被誤殺者不計其數。
大清洗：雖無確證，軍政府仍渲染中國參與政變，煽動反華暴行
大屠殺中，華人之所以首當其衝，與蘇哈托軍政府宣稱中國支持了印尼共的政變，有莫大關係。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材料能夠證明中國直接參與了“九卅事件”。美國中情局的看法是：
“關於共產黨中國在政變前向印尼秘密運送武器一事，……只能說中國人給印尼運送過武器。這些可疑的武器好像都是經過雅加達港口進入印尼。然後存放在附近的空軍倉庫裡。沒有證據表明印尼共產黨在政變前得到過任何武器。顯然，同中國人進行武器交易密談的是蘇加諾，而不是印尼共產黨。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證明，印尼共產黨曾秘密接受過任何中國武器，這裡指的當然是數量可觀的武器。”“應該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中國直接插手了這次印尼政變。艾地最後一次到北京訪問中國領導人的時機本身並不能作為確證，它既不能證明中國人事先知道印尼共在策劃政變，也不能證明中國人可能最先向艾地提出政變的主意。”④
雖然沒有證據，但蘇哈托軍政府的宣傳是有效的。“九卅事件”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等機構遭到了搜查和搶掠；普通華人的遭遇更為淒慘。美國中情局在1966年4月1日的一份特別報告中寫道：“我們仍然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了那次政變。可以獲得的情報主要來自印尼一方，這些情報大部分都根據領導人的需求被歪曲或者被粉飾過了。他們意識到了群眾中的反華情緒，並通過渲染華人在事態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以試圖利用這一情緒。……據說軍方故意散播中國人捲入政變的消息，並且看起來成功地在印尼民眾中煽動了反華情緒。”⑤
主公制度：畸形的經濟體制，嚴重惡化了印尼華人的政治處境
華人在印尼的悲慘境遇，除了蘇哈托軍政府的刻意煽動之外，還有更深遠的歷史原因。試舉三例：
1、因為在二戰中的立場不同，華人在戰後被扣上了“殖民主義殘餘”的帽子
20世紀初，東南亞原住民和南洋華僑的民族意識，大略同步甦醒。但在稍後的二戰中，二者的政治立場卻分道揚鑣。蘇加諾、昂山等東南亞民族主義領袖，為驅逐英國、法國、荷蘭等西方殖民者，選擇了與日軍合作；當地華人則積極響應國民政府的號召，或捐款、或參加游擊隊，與英、法盟軍站在同一陣營。二戰結束後，英、法、荷等國試圖重回東南亞，引起原住民的反抗，華人也成為原住民仇視的對象。1950年代，華僑經濟被蘇加諾政府定性為“殖民主義殘餘”，遭到嚴酷打壓。當時常見的煽動口號是“佔總人口不到3%的華僑卻控制了80%的印度尼西亞經濟”。這種煽動非常有效，但對印尼的經濟發展並沒有任何好處。比如，1959年蘇加諾將40萬華僑從鄉鎮驅逐出去，出台法令不允許華人經營縣以下的零售商業。數十萬華人流離失所的同時，原住民也陷入了既賣不出農產品也買不到日用品的困境。排華導致經濟上的停滯；為開脫經濟停滯的責任，又往往進一步刺激排華，遂成惡性循環。⑥
2、國共黨爭，波及華僑
50年代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也波及到了遠在印尼的華僑。蘇加諾、印尼共與北京關係良好，但印尼地方反對武裝則接受了台灣當局提供的物資和軍事援助。1958年3月，以在叛軍中發現來自台灣的武器為由，雅加達發生了逮捕親國民黨華僑的“國民黨案”，並迅速演變成無區別的排華運動，三十餘名華人社團領袖被捕，上百家華人社團被取締，七百餘間華人學校被關閉，10萬以上華人兒童失學。在此次運動中，印尼共曾多次指責印尼陸軍力度不夠。⑦1960年初，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向印尼政府抗議了對華僑的逼遷和迫害，並要求印尼政府協助遣送那些不願意繼續居留在印尼的華僑。據統計，自1960年1月至11月底，經由廣州、湛江各口岸接待的印尼歸僑，共計88247人（另有數千人選擇去了台灣）。至1961年，印尼尚有華僑250萬人。⑧
3、畸形的“主公制度”讓華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更加惡化，1998年再成民憤犧牲品
借“九卅事件”屠殺了數十萬華人之後，蘇哈托軍政府宣布關閉了所有的華文學校，取締華文報刊，禁止華人公開慶祝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印尼文的“中國”（Tiongkok） 、“中華”（Tionghoa）被強制改為“支那”（Cina），“華人”被改稱“支那人”（Orang Cina或Turunan Cina），華人姓名也必須改成印尼人姓名。和蘇加諾時代不同的是，蘇哈託一方面將華人的政治文化權利剝奪殆盡，另一方面卻又在經濟上放寬了對華人的限制，搞起了“主公制度”——簡單說來，就是華人企業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印尼裔的軍政官員提供經營許可證和政治保護。⑨
這種權錢結合模式，造就了不少大型華人企業，也帶動了印尼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進一步惡化了華人在印尼社會中的政治處境。民憤指向“主公制度”下產生的貪腐官員的同時，也絕不會放過被捆綁在這一制度上的華人企業。這實際上也是一套惡性循環：華人通過“主公制度”在經濟上越成功，在政治上也就越脆弱；政治上越脆弱，也就越需要依賴“主公制度”和貪腐官員。對蘇哈托軍政府而言，偶爾煽動排華情緒轉移民眾視線，也不失為一種應付民憤的“好辦法”。故而整個蘇哈托時代，政府操控下的排華運動從未中斷。至1998年，蘇哈托政府因金融危機倒台，華人又一次成為了民憤的犧牲品。“五月排華騷亂”的受害者數據，迄今沒有統一的說法——據志願者組織統計，雅加達有1190人被燒死，27人被打死；印尼警方則稱雅加達有451人死亡。⑩
簡而言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華人在印尼的悲慘遭遇，主要是政治惡意操弄的結果；印尼政府長期把華人當成“東方的猶太人”進行抹黑。近年來，隨著威權時代的結束，印尼華人的境況已有頗多改善，可以參政，可以使用華文，也可以過春節等傳統節日。不過與歷史達成和解並不容易。2014年，印尼正式廢除針對華人的“支那”(cina)這一歧視性稱呼；但在2015年，印尼軍方和警方卻又打壓了國內關於1965年大清洗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至於剛剛舉辦的關於大屠殺暴行的公開研討會，當局也聲明了不會道歉……這種反復與保守，誠如印尼官方所言，“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至於這段歷史和解之路能走多遠，尚未可知。
2016年4月16日 星期六
5個原因，治療糖尿病會推動經濟增長
糖尿病影響超過4.15億人的世界。2012年，糖尿病是導致150萬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同時，發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糖尿病死亡的80％以上。根據預測，如果各國政府，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不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以遏制這種流行病，人受到糖尿病患者的人數將上升到6.42億到2040年。
圖片：IDF糖尿病阿特拉斯
應對糖尿病將促進社會經濟增長。為什麼？
健康人群是政府更便宜。對糖尿病的醫療支出在2010年世界佔總醫療費用的11.6％。
在美利堅合眾國，人確診為糖尿病產生約13700 $每年，其中約$ 7 900是由於糖尿病患者的平均醫療支出。確診的糖尿病患者，平均來說，有醫療費用比沒有高出約2.3倍。大多數美國（62.4％）的成本為糖尿病護理是由政府保險（包括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軍方）提供。其餘的是由私人保險（34.4％），支付或無保險（3.2％）。糖尿病的累積成本，即使在新興經濟體更為驚人。2012年和2030年間，印度預計將損失$ 140個十億，印尼$ 200十億和中國$ 590十億。
圖片：世界經濟論壇公鑰/哈佛學校衛生2014年，2015年
健康的工人對企業的資產-和商界領袖知道這一點。對產出，收入，盈利能力，經營業績，潛在的經濟增長糖尿病的可能的負面影響可能是巨大的。在美國，10000名員工，其中820估計有糖尿病，公司必須花費超過138萬$的糖尿病相關醫療費用。
糖尿病和其他可預防非傳染性疾病，可導致增加缺勤和生產力下降，而在工作中，不能作為疾病有關的殘疾的結果工作，由於早期死亡率和排除從工作場所照顧失去生產能力生病的家庭成員。
印度已經暗示，非傳染性疾病（可轉讓存款證）是商界和經濟增長構成威脅。企業領導者都知道的影響糖尿病等非傳染性疾病對他們的底線。例如，在印度，超過1/4的企業領導人期望糖尿病嚴重影響他們的業務，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年度高管意見調查（EOS） 。
圖片：世界經濟論壇
可以防止糖尿病。如果我們這樣做，個人和家庭將有可能提供額外的收入，把對產品和服務地方經濟。 2型糖尿病-可以防止一個-約佔90％的糖尿病全世界。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種方法來對付糖尿病，那麼家庭收入可在其他項目比其他醫療服務開支。健康的飲食，經常鍛煉身體，保持正常體重和避免使用煙草是預防糖尿病的關鍵。此外，篩選將診斷糖尿病和必然以防止並發症，如視網膜病變，失明，腎功能的問題和截肢提供基本的治療方法的個體的關鍵。當預防是有效實施，個人和家庭獎勵與更好的健康和增加個人收入。
例如，新加坡保健促進局資助健康食用油在兩餐家庭以外的使用，這是預計到2020年減少冠狀動脈心臟疾病的病例數並產生1100％的投資回報的舉動。此外，柳葉刀委員會在健康投資估算，2000年至2011年，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全部收入增長的24％來自附加健康生命年獲得的價值所致。在南亞，死亡率的年變化值是在2000年期間相當於平均收入的2.9％，到2011年，這是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價值的近一半。
新的商業模式，以支持預防和糖尿病的管理已經出現-與積極成果在線支持社區，數字化工具來跟踪個人行為，適用於激發個人改變他們的行為和商業模式，提供實惠的糖尿病護理已落實的遊戲技術，提供改善健康和社會經濟後果。
例如，Clinicas德爾AZUCAR，一站式商店由風險投資支持的墨西哥社會企業提供負擔得起的價格向那些最需要它的連續糖尿病護理病人為中心的方法。所有的最新進展指向健康人對準健康業務的尚未開發的潛力。
2016年4月2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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