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社會或政治的角度，蔣經國都是都很有話題性的一個人。他很有“張力”，不是平面的人物。他在台灣的政治生涯，經歷了完全的獨裁時代，開闢了比較開明的政治時代，最後開啟了現代民主政治轉型。這樣的人物，值得我們去觀察、分析、思考。 青年階段：蔣經國是蔣介石家裡的共產黨 一個人的政治行為，往往與其政治思想的元素有關係。在進入正題之前，我要簡要介紹一下他的早期的思想元素。 首先是蔣經國的身世，我們都知道，他是國民政府第一號人物蔣介石的大公子。蔣介石當時在外面追隨孫中山幹革命，一直到蔣經國十歲，蔣介石才開始關注這個兒子。1920年，蔣經國十歲的時候，蔣介石回到家鄉，請當地比較有名的老儒者教導他怎麼讀書。蔣介石忙於革命活動時，也經常給兒子寫信，告訴他要讀什麼書，怎麼讀這些書等等。 在蔣介石要求兒子讀的書中，講得最多的大概是四種，第一種是中國傳統經典“四書”，也就是今天說的“國學”基本讀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後是王陽明的《傳習錄》，曾國藩的《家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後來蔣經國的回憶錄中，他寫道自己對這些書印象十分深刻。蔣介石要求蔣經國將這些書讀上一百遍，並且每天要寫300字的讀書筆記。所以說蔣經國早期接受的教育是中國傳統儒家教育，再加上現代的三民主義教育，特別是忠孝觀念和民族主義。 三民主義從形式上講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又叫國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民權主義也就是現在常說的自由主義，民生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或者說是共產主義。三民主義思想將現代西方主要的思潮集合起來。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就是要把不同信仰、不同來路的人都團結在革命黨周圍。革命宣傳的時候是如此，但是在真正執政以後實行的時候，不可能真的“畢其功於一役”。國民黨從建立政權開始，事實上很長時間一直是以民族主義為中心。蔣介石還發起新 生活運動，更將儒家忠孝觀念與民族主義融為一體。稱蔣介石是民族主義者是沒有問題的，毛澤東也評價蔣介石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 蔣經國接受這種教育一直到15歲。1925年他在上海讀中學，那個時候國民革命開始有起色，工人、學生也都行動起來了。那一年發生了五卅事件，蔣經國被同學推薦為學生領袖，去參加遊行。據說他在一場遊行中被逮捕，之後被學校開除。後來被蔣介石安排到北京讀書。 到了北京，蔣經國對於革命的澎湃熱情都沒有消失。所以很快他就跟北面的革命黨人，也包括共產黨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跟蘇聯大使館的關係也很好。 在革命過程中，蘇聯辦了中山大學（編者註：位於莫斯科，前蘇聯出資創辦的中國學校，全稱“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吸收共產黨和國民黨子弟去讀書，讀書後投身革命。 蔣經國去廣州找蔣介石，要求去蘇聯學習，蔣介石不同意。儘管蔣介石當時跟蘇聯關係很近，但那時候他並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到莫斯科去學習，當時蔣介石的第三任太太陳潔如幫蔣經國做蔣介石的工作，蔣介石才勉強同意他去蘇聯留學。 蔣經國在蘇聯這些年學到的東西，和他過去學到的很不一樣。他在中山大學主要學習三種課程，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種是關於如何去建立革命組織的訓練，一種是發動工農運動的技術。所以，蔣經國接受了從“思想”到“組織”再到“運動”的一個系統的訓練。蔣經國雖然是“官二代”，但同時也是“學霸”，他學東西很快，而且演講能力很強，因而很快就成為了風雲人物，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加入蘇聯的共青團，後來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候補黨員。當時的蔣經國是很積極的，很革命的。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清黨”事變，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蔣經國得到消息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聚會中，他跑到講台上去，義正言辭的聲稱他的父親是叛徒，殺人兇手。他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說：蔣介石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幾天前他已經不再是革命黨。蔣經國稱父親為反革命分子，最後還喊了“打倒蔣介石，打倒叛賊”的口號。他發表公開信宣布：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所以儒家講的忠孝，在共產主義這種超級意識形態面前是不堪一擊的。我們在文革的時候也見證了這種這種意識形態的厲害，父子之親，夫妻之愛，在教條化的共產主義理論面前統統不堪一擊。 很快蔣介石就知道了這件事情，可他從來不對此表態，在日記裡也隻字不提。恐怕他自始至終認為這是蔣經國不得已而為之。但事實上這就是當時蔣經國的真實想法，他就是認為蔣介石背叛了革命。他當時的思想是非常激進的。當時的蘇聯有三派，最左的、最激進的一派是托洛斯基派，最右的一派是布哈林派，斯大林是介乎左右而用之的中間派。當時蔣經國就屬於托洛斯基派，可以說比斯大林還左。這個事情發生以後，蔣經國在蘇聯成為一枚棋子，一個人質。自從“清共”，中大的很多國民黨子弟都回國了，但是蔣經國無法回國。斯大林還要求他放棄托洛斯基派思想，因為他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托洛斯基要負責任。蔣經國不得已第一次低頭，發表聲明放棄托洛斯基思想。 在中山大學畢業以後，他到了列寧格勒的中央軍政學院進修軍事。在這個學院畢業，又先後到一些工廠、農場去勞動，都表現得很給力。很快，他就當了工廠的干部，農場的副主席。他當時的思想，還真是一種比較堅定的共產主義理念，他是蔣介石家裡的共產黨。 抗戰時期的政治試煉：蔣經國唯獨缺少自由民主思想 接下來蔣經國有了回國參加抗戰的經歷，可以說這是他小規模的政治試煉。 蘇聯允許他回國跟九一八事件有關。九一八事變對中國來講是國土危機，對於蘇聯來講意味著蘇聯可能要兩邊應戰，西邊要對付德國，東邊要對付日本，這兩個國家一個都不好對付。蘇聯爲了避免腹背受敵，就必須藉助中國的力量。這個時候國民黨已經取得政權，因而蘇聯要與國民黨建立關係。 蘇聯提出中國內部要國共合作。國共合作的構想實際上是蘇聯直接介入的結果。蘇聯要求中國紅軍必須從江西撤退，向北方轉移。在長征途中，又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打倒蔣介石的口號，變成聯蔣抗日，所以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發表“八一宣言”。 但是蔣介石不是任人牽著鼻子走的人，他 一方面覺得，過去吃過共產黨的“虧”，不能再吃一次“虧”了。他認為現在是中共勢力比較弱小的時候，要一鼓作氣把它消滅，以除“後患”。 另一方面，“攘外必先安內”這個策略，不光是針對共產黨，還針對地方軍閥。國民政府可以通過這個名義去收拾地方軍閥，一石二鳥。共產黨也很聰明，在長征途中，沿途跟地方軍閥建立相互協作的關係。這個演變一直到中國共產黨到達陝北，東北軍也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後來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這個事件改變了國民政府的國策，也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歷史軌跡。為了表達共產黨和蘇聯方面和平解決事件的誠意，蘇聯把蔣經國放回國。蔣經國能回到國內，跟西安事變有直接關係。 蔣經國回國之後，蔣介石不見他。後來蔣經國知道是要自己作出人倫上的歸依和政治上的表態，於是他向父親道了歉，放棄了共產黨的身份和信仰，重新加入了國民黨。蔣介石讓他呆在浙江老家，好好的溫習四書、《傳習錄》、曾國藩的家書和三民主義，意思是讓他徹底丟掉共產主義，回到國民黨的思路上來。 蔣經國在家中“溫故棄新”了不長時間，就被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任用，當上了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 這是蔣經國的第一個官職，這個官職的地位並不低，但是權力不大。儘管如此還是給了他一片天空。接下來在贛南專區，蔣經國獲得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第一次實習機會，他的想法終於有地方試驗了。 父親希望他丟掉的共產主義思想，事實上並沒有完全丟掉。事實上，他把他的父親讓他溫習的儒家、民族主義的東西與後來他父親希望他丟掉的東西融合在一起了。贛南時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閃耀亮點的時期。當時在共產黨中有一種說法，青年人想要追求理想，“到陝北去”。蔣經國做的事情跟延安共產黨做的差不多，也是打土豪分田地，消除煙、賭、娼，搞慈善事業、集體婚禮和各種政治培訓班，他自己也經常下鄉調查，與農民同甘共苦。他對國內青年說：你們不必“到陝北去”，你們“到贛南來”。他在贛南專區做得有聲有色，當時國民黨內有人覺得他很另類，覺得他是國民黨內的共產黨，所以始終有人跟蔣介石告狀，說蔣經國是共產黨。蔣介石也提醒他防止共產黨鑽了空子，而且在他的身邊也確實抓了幾個共產黨地下人員。 那是他的第一次融合各種思想的試驗，在他的行為舉措中，儒家的家國觀念、國民黨的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三民主義，乃至他在顯性層面放棄了卻在隱性層面仍然實際存在的共產主義，都有體現。該硬的時候很硬，用蘇聯共產黨的鐵腕方法去解決問題，該親民的時候也很親民。但他唯獨缺乏的就是自由民主思想，他的教育經歷裡面沒有這個環節。 他的父親慢慢發現他是值得培養的，所以給了他很多機會，在政治上，給他三民主義青年團這樣一個平台，讓他可以培植自己的班底；在軍事上，支持他組織“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軍。這兩個組織中陳誠都是蔣經國名義上的上級，陳誠也是蔣介石刻意栽培的親信，後來在台灣也是蔣介石之下蔣經國之上的二號人物。在外交上，蔣介石把經國派到西北去巡視，以方便處理與蘇聯的關係，接著又派他到蘇聯去訪問。可以看出，蔣介石是在全方位的培養他。 抗戰結束對國民黨既是好消息，又是壞消息。好消息在於，國民黨作為一個執政黨，獲得了戰爭的勝利，就意味著是國民黨政府的勝利；壞消息在於整個社會沒有一個健全的監督機制，所以國民黨大員每到一處，“接收”就變成了“劫收”，腐敗問題迅速激化，成為壓垮國民黨的致命傷。加上政府經濟政策失當，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不法商人囤集居奇哄抬物價，所以當時經濟非常混亂。為了挽救國民政府的貨幣體制，蔣介石派蔣經國去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去展開“打虎行動”，打的是擾亂經濟秩序的大商人。蔣經國帶著自己的人馬到上海，鐵面加鐵腕，剛開始很有成效，但後來打到了“揚子公司”，也就是宋美齡的姨侄兒子，蔣介石指示到此為止，就沒有能繼續下去了。蔣經國的“打虎”失敗，是國民黨失敗的預兆。而稍早蔣經國的另一個失敗，也與國民黨政權崩潰的關係甚深。那就是1945年他受命為東北外交特派員，協調從蘇軍手中接收東北。他一直努力讓國民黨軍隊進入整個東北地區，交涉失敗，結果東北大部分地區為共產黨的解放軍控制，留給國軍的只是孤立的大城市。內戰一打響，國民黨軍隊就處於被動挨打地位，最終一敗塗地。 台灣50-60年代：蔣經國是恐怖政治的“打手” 國民黨在丟掉大陸江山，把“政權”遷到了台灣。當時兵荒馬亂，形勢錯綜複雜，“政權”要在台灣這個國民黨統治基礎及其薄弱的地方穩定下來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當務之急就是穩定政權，然後尋找機會“反攻大陸”。 蔣介石一輩子都是鐵了心要回大陸的，他自始至終不說自己是台灣人，但是在各種條件的製約下這是很難成功的。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合法性的根據是另一回事。反共和反攻當然就是國民黨台灣政權宣傳上的最大根據。 反共和反攻主要有兩種方法：胡適這一派提出用民主的方法來反共，他們講共產黨最大的弱點是“獨裁”，因此要針對共產黨的這個“弱點”，用自由民主來抨擊共產黨，號召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所以當時在台灣辦了一個刊物，叫《自由中國》。這是第一種方案，這種方案對國民黨人，尤其是對蔣經國這種人來說，是根本不可行的。蔣經國在蘇聯生活十二年，自認為很了解共產黨和它的意識形態。他覺得自由民主對於共產黨來說不具有殺傷力，只有採取“列寧式”的組織、宣傳、特工等辦法來對付共產黨，即以共制共，才能夠有力量。蔣經國主張用他在蘇聯學的這一套來解決問題，那就是搞集中統一，搞社會基層組織化，搞特務情報網。這都是他的拿手好戲。 這個想法很符合他父親的意圖。蔣介石覺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主要原因一是教育，二是組織。教育沒抓住，青年跟著共產黨跑了；組織渙散、派系傾軋，內耗太大。所以他在台灣復職前後，嚴令不許派系大佬來台，來了的也要趕走，或者進行軟禁。中統頭目陳立夫不久就被趕到外國養雞去了。白崇禧、閻錫山這些地方實力派人物都被軟禁。蔣介石也提出要用國民黨的主張和宣傳主導青年學生的思想。 在大陸，國民黨派係政治下，蔣經國的角色並不特別顯要，但到了台灣，派係被蔣介石剪掉，蔣經國的地位頓時成為主角。這使他成為了蔣介石威權政治最主要的打手。他當時職務很多，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主要負責在部隊基層建立國民黨組織，對軍人進行思想政治控制；第二個職務就是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職位雖然不高，但是管的事情是全盤的。因為當時台灣的特工人員很多，勢力很大，盤根錯節，需要統一指揮和協調。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角色就是組織和擔任“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長，將大中學校學生納入團的組織，把意識形態貫徹到青年當中去。 蔣經國在台灣用特務組織所做的事情，很多都令人髮指。我先舉一個大人物的例子，雷震案。雷震原來是國民黨的紅人，很受蔣介石信賴，在國民參政會代表國民黨與共產黨和中間黨派協調穿梭，在抗戰後的製憲活動中表現不凡。但到台灣後，思想慢慢與胡適等自由派比較接近，他是《自由中國》雜誌 的社長，胡適是精神領袖。《自由中國》主張自由民主，與蔣經國的“以共制共”撞了車，雷震被認為是故意與兩蔣作對，被開除黨籍。後來《自由中國》呼籲組織“強有力的反對黨”，來約束國民黨濫權。雷震身體力行走在前面，聯合一些去台灣的民社黨和青年黨人，以及台灣本省的政治精英，準備成立“中國民主黨”。他們緊鑼密鼓籌備過程中，蔣經國的特務部門進行了密切監控，在他們即將宣布的前夕，緊急出動抓捕雷震為首的四位《自由中國》人士，採取特殊辦法誘供逼供，結果使其中的一位叫劉子英的人屈服，違背事實地承認自己是邵力子夫人傅學文派來台灣的。結果將雷震以“知匪不報”入罪。蔣介石特別明確指示，判刑不得少於十年。其他幾位也分別判刑，而被利用的劉子英則被處十二年刑期。他出獄後寫信向雷震夫人宋英懺悔，說是被特務逼迫說了假話，害了雷公。兩蔣對大人物治罪很多采取的是這個辦法，包括孫立人事件。 再舉一個小人物的例子，胡學古案。胡學古又名胡虛一，是一個中學教員，從湖南逃難而來，本來與國民黨沒有多少瓜葛。但他是殷海光的朋友，有一次，殷海光找到他，說一個退伍軍人讓他在一份文件上簽名，問能不能簽。殷海光是《自由中國》一位比較激進的主筆，也是該刊的台柱，寫的社論和專論常讓國民黨難堪，兩蔣很嫉恨他。雷震案發生時據說也準備將殷海光抓進去，一時找不到罪名。雷震坐牢之後，《自由中國》停止了，殷海光也不沒地方再寫文章了，但跟學生上課的時候還是火力全開，學生很歡迎他，開講座場場爆滿。特務曾經想在殷海光講座的時候找茬，沒有成功，因為以言論入罪會過不了美國這一關，美國不保護他們就維持不下去。他們就設了一個計，讓一位家境不好的退伍軍人李英濤通過聽講座認識殷海光，再去殷海光家裡發牢騷。殷海光一介書生，頭腦復雜而心智簡單，就信以為真，如同遇到知音，一起痛罵國民黨。過了幾天李英濤又來，說他有個“除三害”的計劃，可以有辦法把蔣介石、陳誠、蔣經國三個罪魁禍首幹掉，還拿出一份宣言之類的東西，讓殷海光簽名。這才引起殷海光警惕，找最可靠的朋友胡學古商量。胡學古當即阻止了他，使計謀破產，特務就拿胡學古出氣，將胡學古抓起來，以“叛亂罪”關進陰冷潮濕的黑牢七年，一隻眼睛被弄瞎。 蔣經國主導的特務統治，既顯示國民黨政府的殘暴，又顯示了國民黨政府的虛弱。他不敢直接治殷海光的罪，就拿名不見經傳的胡學古當替罪羊；他不敢直接說雷震是反革命，就用逼出偽證的辦法羅織“包庇罪”的罪名。我用“打手”這個詞形容蔣經國還算比較客氣。前不久香港的《開放雜誌》一篇文章評價蔣經國時，用的“殺手”這個詞。我只說蔣經國是“打手”，其實他真的是殺手。蔣經國在掌握台灣特務組織時，通過明殺、暗殺、監禁等方式迫害了很多人。蔣經國在做“打手”的這個時期，絲毫沒有心軟，他覺得很正當，覺得只有這樣才能維護這個“國家”的最大利益。據後來有關方面的權威統計，白色恐怖時期被錯殺的有5000餘人，被錯關的更是數量巨大。這是台灣的第一個時期。 這一時期雖然蔣經國曾經多次去美國訪問，見證了自由民主制度，也感覺這個制度比較合理，但他認為這不符合中國國情，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70年代：蔣經國使台灣經濟起飛政治仍採取高壓 蔣經國在台灣的第二個時期，則開始變得比較正面。進入70年代之後，在蔣介石去世之前，蔣經國已經實際掌握台灣的政治大局。那時候二號人物陳誠已經去世。這個時候，島內外的形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971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美國為了與蘇聯冷戰，開始向中國大陸靠近，向共產黨靠近，這意味著台灣的地位慢慢下降了。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怎麼樣自保，台灣政府怎麼讓老百姓相信這個政府是“合法”的？這個時候就要做好事。簡單的說，要發展台灣的經濟和社會，使民眾感到這個政府可信賴。 這當然不是蔣經國自己突然想出來的，而是一個突然事件刺激了他，讓他慢慢醒悟過來。1970年4月，蔣經國到美國訪問時發生了刺殺事件。刺殺者叫黃文雄，他開槍時喊的口號是“為台灣人報仇”。這次刺殺雖然沒有成功，但深深刺激了蔣經國，他發現要在台灣立足，一定要考慮怎麼樣讓台灣人容得下他，單純暴力壓制只會製造出更多的暴力反抗。所以他要為台灣老百姓做好事，讓台灣人民內心裡接受他。 他首先提拔台灣人當高官，在他提拔的青年才俊中就有後來成為他接班人的李登輝。他形成了這種提拔台灣本地人的風氣，慢慢實現了所謂政權的本土化，實現了國民黨的本土化。這就讓一些台灣人感覺到國民黨是“我們的黨”，中華民國政府是“我們的政府”，產生了這種認同感。蔣經國自己也公開宣稱，“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其次是走親民路線，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群眾路線，走街串巷。蔣經國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基本上走遍了台灣的每一條巷子。現在台灣的政治人物都喜歡說“走透透”，也是學蔣經國的。蔣經國走到哪裡都是慈祥的，讓人覺得很親近。 第三就是推動“十大建設”，實現台灣經濟轉型。台灣經濟建設其實在蔣介石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從最初的內向型經濟，到發展進口替代性經濟，培育優勢產業，到70年代初走向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蔣經國適應這種需要，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主導經濟轉型，他的大手筆是搞一些影響全局的大工程，比如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大型港口、機場、大型鋼廠、石化廠、核電廠等，號稱“十大建設”。這十大建設納入議程的時候，台灣還不富裕，很多人有疑慮，蔣經國說“如果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他乾綱獨斷，力排眾議，堅持推行，用五年時間全面完成。用嚴格的標準看，這十大建設，瑕疵也很多，明顯受到蘇聯計劃經濟中大型工程的影響，也有不計投入產出、長官意志先行的弊端，但總體上說為80年代台灣經濟的飛速發展打下重要基礎。八十年代的時候台灣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13%左右，與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旗鼓相當，外匯儲備僅次於日本，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700多美元，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經濟起飛又推進了高等教育普及，牽動了政治與社會的演化。 這就是他第二階段做的事情。第二階段蔣經國的職務從“行政院長”幹到“總統”，是名符其實的掌舵人。這一階段經濟上已經開始活躍了，但在政治上仍然實行高壓和獨裁。這裡有兩個著名的事件，一個是美麗島事件，一個是江南事件。 80年代：蔣經國以自我革命形式充當台灣民主進程第一推手 進入80年代，蔣經國逐漸感到年事已高，身體狀況越來越不佳。蔣經國開始著手安排接班人了。有證據表明，他也想如法炮製，栽培自己的兒子蔣孝武。蔣孝武1976年進入特工部門，開始建構自己的班底，而李登輝雖極受器重卻沒有屬於自己的人馬。這有點類似於當年蔣介石培養陳誠與蔣經國的情況。幾年後，蔣孝武有了黨務、軍情、宣傳等部門工作經驗的完整履歷，社會各界普遍認為蔣經國有要蔣孝武接班的明顯意圖。 “江南事件”的發生弄巧成拙，將蔣經國的接班計劃徹底粉碎。“江南事件”是《蔣經國傳》作者江南遭暗殺的事件。聯邦調查局迅速將偵破結果向新聞界公開，美國《紐約時報》的新聞不僅指出是台灣情治人員所作，並直指蔣孝武難逃干係，使蔣經國父子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美國還以停止軍售相威脅。蔣經國先以處分“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人試圖止損，無 效後被迫將蔣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商務副代表。蔣經國不得已出來表態說：下一屆的“總統”競選蔣家人不會參加，無蔣家接班計劃，蔣家後人此後也將不會從事政治。 那麼，權力究竟交給誰？蔣經國與多數台灣民眾的隔閡仍然沒有消除。雖然表面上和氣，但內心的隔閡仍在。在經濟自由、生活富裕的環境下，這種不滿就呈現為社會反對運動，或者叫民主運動，此起彼伏。台灣的民主運動是從50年代的《自由中國》時期開始，那時是純粹的知識分子運動，“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到70年代就不一樣了，台灣社會力成長起來了，從學生保釣運動開始，台灣民主運動不斷，各種各樣的有反抗性的思想意識都湧了出來，壓住一個，冒出另一個。所以，一個根本的辦法就是開放。 蔣經國思考的正是這個方向。他從南越覆亡和數任韓國獨裁者橫死的下場裡，看到民主政治潮流不可阻擋的趨勢，決定在他生命的最後，邁出歷史的關鍵步伐。雖然蔣經國思想中本來並沒有自由民主的信念，但他是識時務者，他說“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 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這個信息被流到社會，島內民運人士便迫不及待地在當月集會成立了民主進步黨。雖然違反當時仍有效的戒嚴令，但蔣經國未下令逮捕他們，他對呈報“反動分子名單”的情報人士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在緊急召開的黨中央應變會上又表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10月蔣經國先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告知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接著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十億同胞負責的講話，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當時國民黨要人紛紛質疑這樣將來可能會失去政權，蔣經國則說：“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世界上沒有鐵打的江山，丟了民心，江山遲早會丟掉；得了民心，丟掉的江山還會回來的。” 在蔣經國去世前，他的最後工作就是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嚴，從此民眾可以自由建黨、自由辦報，不再有政治犯，人民不再對政治充滿恐懼。所以連戰在大陸訪問時，對北大學生說了三個“關鍵”--關鍵的人物在關鍵的時候做出關鍵的決定，他說的兩個人一個是台灣推動政治改革的蔣經國，一個是在大陸推動經濟改革的鄧小平。 戒嚴解除，使台灣的民主轉型走出 了第一個歷史性步驟。蔣經國以自我革命的形式充當了台灣民主進程的第一推手。1988年1月13日，這位從“打手”到“舵手”再到“推手”的政治強人病重離逝，但是他開創的政治新局卻在繼續推進。1991年12月，“國民大會代表”全面改選；1996年3月，舉行第一次“總統”民選；2000年3月，民主進步黨贏得大選，實現第一次和平轉移“政權”；2008年3月，痛定思痛的國民黨渡過危機，贏得重新執政。在民主轉型勢不可擋的局勢下，蔣經國最後時期的推手角色，無疑為國民黨留下了後路，也給蔣家留下了後路，蔣經國救了蔣家，也救了國民黨。現在台灣人對蔣家不再仇恨，而且直到現在，每次民調最有貢獻的領導人，蔣經國都穩定的遙遙領先於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當然也大幅領先於他的父親蔣介石。 台灣的民主現在還不是很成熟，我們今天看到的台灣好像還是有點“亂”。但是根據世界民主政治的經驗，在經歷了三四次的輪替之後，政黨、選民都會慢慢的成熟起來。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我們拭目以待。 蔣經國政治生涯帶給我們的思考 最後我們討論一下，蔣經國在台灣的政治歷程到底給我們留下怎樣的思考呢？我想至少可以談三點： 一是“主義”或者叫“社會理論”的適用性的問題。從蔣經國在台灣的政治歷程來看，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下面，可以運用不同理論架構。試想一下，蔣經國是不大可能在50年代搞自由、民主的，那個時候就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土壤。但總是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恐怕不行，要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問題，就要積極建設民生這方面的東西。民生問題大體解決了，就要把重點放到人權、人的尊嚴上。很多東方國家在民族主義集權時代都宣稱後面這些“主義”不適用國情，實際上這個判斷未必靠得住。蔣介石抗戰時曾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說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不適應中國國情，到目前為止大陸依然在實行共產主義，而轉型後台灣的自由主義也比較順利。所以，作為世界現代文明的各種“主義”，可能不存在嚴重的空間性問題，或者叫“國情”；而只存在時間性問題，也就是“時勢”。 第二是時勢與關鍵人物的關係問題。時勢是誰造就的？古人說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時勢是三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台灣80年代開啟民主轉型的時勢來說，“天”的因素有美國外交政策調整到聯華製蘇，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對台和平攻勢，韓國和南越獨裁政權的下場等；“地”的因素，主要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此起彼伏，“人”的因素則是關鍵人物蔣經國的“十大建設”為標誌的全方位本土建設，創造出一個經濟奇蹟和一個強大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又造就了大批熱心社會事務的公民。從“人”的因素，說“豪雄造時勢”也不為錯。 “豪雄”造出足以促成民主轉型的時勢，而這個時勢又反過來使豪雄轉變為“英雄”。什麼叫英雄？英雄是大幅推動歷史向健康方向發展的俊傑，什麼是俊傑？“識時務者為俊傑”。蔣經國成為歷史英雄，絕不是因為他生來就是救世主，而是因為他識時務，與時俱進，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自我革命。馬英九紀念蔣經國時，有這樣一段評價:“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識時務者為俊傑，蔣經國因為識時務，不僅使台灣寫出製度性“和平轉移政權”新一頁，而且也挽救了他的黨，漂白了他自己的人生。於公於私，都利潤豐厚。 第三、現在我們大陸也是深層改革的關鍵期，我們普通人能從台灣地區歷史中得到什麼借鑒。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說，台灣的民主轉型，就中國全體來說，範圍很小，但是意義很大。今天的中國大陸經濟也處在起飛之際，世界各地到處都是“撒錢”的中國遊客。社會運動也相當活躍，無論在網上還是在地上。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大陸已經到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內向“高度民主”轉型的時候了。 最近中央提出一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願意做樂觀的解讀。那就是除了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本來價值，也就是“平等”、“公正”；繼續肯定80年代以來成功轉型的民族主義價值，也就是“富強”、“愛國”；又增加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如“民主”、“自由”、“法治”；還有可以納入儒家的基本價值，如“文明”、“和諧”、“敬業”、“誠信”、“友善”等。這給我們很大的想像空間。我個人認為，現在重要的不是會不會搞政治體制改革，會不會轉型到民主體制，而是如何創造穩健的社會條件去促成這種轉變。我們現在能夠做的，是深入閱讀，獨立思考，養成健全理性的社會人格，為國家多造一些現代公民。台灣假如沒有多種途徑的公民培育，也就很難有造成體制轉型的條件。 我們公民建設的努力越多，改革的步子將走得越穩，實現的節奏可能越快。我相信我們大陸地區遲早也會走向一個現代民主的結構，並且實現和台灣之間的完全地、自願地、內在地融合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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