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0日 星期三

印尼為什麼要屠殺數十萬華人?

近日,針對印尼軍政府50年前的大屠殺暴行,印尼史無前例地舉行了一場公開研討會——1965-1966年間,印尼軍政府血腥清洗了國內數十萬“親共左派”。一般認為,被屠殺的總人數超過了50萬,其中約30萬是華人。研討會由非政府組織“全國人權委員會”主辦,得到了印尼官方的認可和支持。這是大屠殺發生後50年來​​,印尼官方首次允許公開討論。
因華人在被屠殺者當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這場慘劇在中國也常常被稱作“1965年排華大屠殺”。那麼,為什麼華人在印尼,會多次遭受類似的橫禍呢?

導火索:印尼共捕殺陸軍高級將領;陸軍清洗數十萬“親共左派”

1965年大屠殺,肇始於印尼共與印尼陸軍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總統蘇加諾為了搞“有領導的民主”(簡單說來就是推崇個人威權,摒棄議會民主),一手借助陸軍的支持,一手又扶植印尼共來牽制陸軍。1951年,印尼共只有不到1萬名黨員;到1963年,黨員人數超過了200萬;到1965年,超過了300萬,成為印尼國內人數最多的黨,也成為僅次於蘇共和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沒有蘇加諾的扶植,是做不到的。同期,印尼陸軍也在鎮壓國內叛亂的過程中一路坐大,且與蘇加諾關係日趨惡劣。蘇加諾左傾,與蘇、中交往頗多;陸軍右傾,與美國中情局往來密切。蘇加諾懷疑陸軍不忠於自己,想要往陸軍內部安插政治委員;陸軍也高度戒備蘇加諾,極力反對他和印尼共提出的建立“第五軍種”(武裝化的民兵組織)的計劃。①
這種矛盾到1965年,因蘇加諾病情惡化,已呈一觸即發之勢。美國中情局該年1月26日的一份機密備忘錄分析稱:“蘇加諾的維也納醫生認為,如果不盡快為他進行手術取出腎結石的話,他一兩年內就會去世——可能很快就會暴斃。即使他做了手術,他的壽命和身體機能也非常具有不確定性。……(這使得)印尼共產黨及其對立派別之間的政治爭奪已經白熱化。”②1965年8月3日,蘇加諾突然病倒,緊急召回了正在中國訪問的印尼共領袖艾地。與艾地同機返回的中國醫生對蘇加諾的病情非常悲觀。8月中旬,印尼共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報和討論了蘇加諾的病情,艾地在會上表態:是我們首先撲過去呢,還是等著讓別人撲過來?我更傾向於先下手。③
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尼共的策劃下,印尼總統衛隊營長翁東中校等人發動政變,6名陸軍高級將領人頭落地,此即“九卅事件”。隨之陸軍將領蘇哈托發動反撲,翁東等人潰敗,蘇加諾成為傀儡,包括印尼共領袖艾地在內的數十萬人被清洗;被誤殺者不計其數。
印尼共主席艾地(左二)在“九卅事件”前夕檢閱印尼共女志願軍印尼共主席艾地(左二)在“九卅事件”前夕檢閱印尼共女志願軍

大清洗:雖無確證,軍政府仍渲染中國參與政變,煽動反華暴行

大屠殺中,華人之所以首當其衝,與蘇哈托軍政府宣稱中國支持了印尼共的政變,有莫大關係。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材料能夠證明中國直接參與了“九卅事件”。美國中情局的看法是:
“關於共產黨中國在政變前向印尼秘密運送武器一事,……只能說中國人給印尼運送過武器。這些可疑的武器好像都是經過雅加達港口進入印尼。然後存放在附近的空軍倉庫裡。沒有證據表明印尼共產黨在政變前得到過任何武器。顯然,同中國人進行武器交易密談的是蘇加諾,而不是印尼共產黨。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證明,印尼共產黨曾秘密接受過任何中國武器,這裡指的當然是數量可觀的武器。”“應該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中國直接插手了這次印尼政變。艾地最後一次到北京訪問中國領導人的時機本身並不能作為確證,它既不能證明中國人事先知道印尼共在策劃政變,也不能證明中國人可能最先向艾地提出政變的主意。”④
雖然沒有證據,但蘇哈托軍政府的宣傳是有效的。“九卅事件”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等機構遭到了搜查和搶掠;普通華人的遭遇更為淒慘。美國中情局在1966年4月1日的一份特別報告中寫道:“我們仍然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了那次政變。可以獲得的情報主要來自印尼一方,這些情報大部分都根據領導人的需求被歪曲或者被粉飾過了。他們意識到了群眾中的反華情緒,並通過渲染華人在事態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以試圖利用這一情緒。……據說軍方故意散播中國人捲入政變的消息,並且看起來成功地在印尼民眾中煽動了反華情緒。”⑤
研討會現場。 此次研討會,有大清洗倖存者、軍隊將領及歷史學者等多方人士參加研討會現場。此次研討會,有大清洗倖存者、軍隊將領及歷史學者等多方人士參加

主公制度:畸形的經濟體制,嚴重惡化了印尼華人的政治處境

華人在印尼的悲慘境遇,除了蘇哈托軍政府的刻意煽動之外,還有更深遠的歷史原因。試舉三例:
1、因為在二戰中的立場不同,華人在戰後被扣上了“殖民主義殘餘”的帽子
20世紀初,東南亞原住民和南洋華僑的民族意識,大略同步甦醒。但在稍後的二戰中,二者的政治立場卻分道揚鑣。蘇加諾、昂山等東南亞民族主義領袖,為驅逐英國、法國、荷蘭等西方殖民者,選擇了與日軍合作;當地華人則積極響應國民政府的號召,或捐款、或參加游擊隊,與英、法盟軍站在同一陣營。二戰結束後,英、法、荷等國試圖重回東南亞,引起原住民的反抗,華人也成為原住民仇視的對象。1950年代,華僑經濟被蘇加諾政府定性為“殖民主義殘餘”,遭到嚴酷打壓。當時常見的煽動口號是“佔總人口不到3%的華僑卻控制了80%的印度尼西亞經濟”。這種煽動非常有效,但對印尼的經濟發展並沒有任何好處。比如,1959年蘇加諾將40萬華僑從鄉鎮驅逐出去,出台法令不允許華人經營縣以下的零售商業。數十萬華人流離失所的同時,原住民也陷入了既賣不出農產品也買不到日用品的困境。排華導致經濟上的停滯;為開脫經濟停滯的責任,又往往進一步刺激排華,遂成惡性循環。⑥
2、國共黨爭,波及華僑
50年代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也波及到了遠在印尼的華僑。蘇加諾、印尼共與北京關係良好,但印尼地方反對武裝則接受了台灣當局提供的物資和軍事援助。1958年3月,以在叛軍中發現來自台灣的武器為由,雅加達發生了逮捕親國民黨華僑的“國民黨案”,並迅速演變成無區別的排華運動,三十餘名華人社團領袖被捕,上百家華人社團被取締,七百餘間華人學校被關閉,10萬以上華人兒童失學。在此次運動中,印尼共曾多次指責印尼陸軍力度不夠。⑦1960年初,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向印尼政府抗議了對華僑的逼遷和迫害,並要求印尼政府協助遣送那些不願意繼續居留在印尼的華僑。據統計,自1960年1月至11月底,經由廣州、湛江各口岸接待的印尼歸僑,共計88247人(另有數千人選擇去了台灣)。至1961年,印尼尚有華僑250萬人。⑧
3、畸形的“主公制度”讓華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更加惡化,1998年再成民憤犧牲品
借“九卅事件”屠殺了數十萬華人之後,蘇哈托軍政府宣布關閉了所有的華文學校,取締華文報刊,禁止華人公開慶祝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印尼文的“中國”(Tiongkok) 、“中華”(Tionghoa)被強制改為“支那”(Cina),“華人”被改稱“支那人”(Orang Cina或Turunan Cina),華人姓名也必須改成印尼人姓名。和蘇加諾時代不同的是,蘇哈託一方面將華人的政治文化權利剝奪殆盡,另一方面卻又在經濟上放寬了對華人的限制,搞起了“主公制度”——簡單說來,就是華人企業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印尼裔的軍政官員提供經營許可證和政治保護。⑨
這種權錢結合模式,造就了不少大型華人企業,也帶動了印尼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進一步惡化了華人在印尼社會中的政治處境。民憤指向“主公制度”下產生的貪腐官員的同時,也絕不會放過被捆綁在這一制度上的華人企業。這實際上也是一套惡性循環:華人通過“主公制度”在經濟上越成功,在政治上也就越脆弱;政治上越脆弱,也就越需要依賴“主公制度”和貪腐官員。對蘇哈托軍政府而言,偶爾煽動排華情緒轉移民眾視線,也不失為一種應付民憤的“好辦法”。故而整個蘇哈托時代,政府操控下的排華運動從未中斷。至1998年,蘇哈托政府因金融危機倒台,華人又一次成為了民憤的犧牲品。“五月排華騷亂”的受害者數據,迄今沒有統一的說法——據志願者組織統計,雅加達有1190人被燒死,27人被打死;印尼警方則稱雅加達有451人死亡。⑩
簡而言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華人在印尼的悲慘遭遇,主要是政治惡意操弄的結果;印尼政府長期把華人當成“東方的猶太人”進行抹黑。近年來,隨著威權時代的結束,印尼華人的境況已有頗多改善,可以參政,可以使用華文,也可以過春節等傳統節日。不過與歷史達成和解並不容易。2014年,印尼正式廢除針對華人的“支那”(cina)這一歧視性稱呼;但在2015年,印尼軍方和警方卻又打壓了國內關於1965年大清洗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至於剛剛舉辦的關於大屠殺暴行的公開研討會,當局也聲明了不會道歉……這種反復與保守,誠如印尼官方所言,“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至於這段歷史和解之路能走多遠,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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