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針對印尼軍政府50年前的大屠殺暴行，印尼史無前例地舉行了一場公開研討會——1965-1966年間，印尼軍政府血腥清洗了國內數十萬“親共左派”。一般認為，被屠殺的總人數超過了50萬，其中約30萬是華人。研討會由非政府組織“全國人權委員會”主辦，得到了印尼官方的認可和支持。這是大屠殺發生後50年來，印尼官方首次允許公開討論。
因華人在被屠殺者當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這場慘劇在中國也常常被稱作“1965年排華大屠殺”。那麼，為什麼華人在印尼，會多次遭受類似的橫禍呢？
導火索：印尼共捕殺陸軍高級將領；陸軍清洗數十萬“親共左派”
1965年大屠殺，肇始於印尼共與印尼陸軍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總統蘇加諾為了搞“有領導的民主”（簡單說來就是推崇個人威權，摒棄議會民主），一手借助陸軍的支持，一手又扶植印尼共來牽制陸軍。1951年，印尼共只有不到1萬名黨員；到1963年，黨員人數超過了200萬；到1965年，超過了300萬，成為印尼國內人數最多的黨，也成為僅次於蘇共和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沒有蘇加諾的扶植，是做不到的。同期，印尼陸軍也在鎮壓國內叛亂的過程中一路坐大，且與蘇加諾關係日趨惡劣。蘇加諾左傾，與蘇、中交往頗多；陸軍右傾，與美國中情局往來密切。蘇加諾懷疑陸軍不忠於自己，想要往陸軍內部安插政治委員；陸軍也高度戒備蘇加諾，極力反對他和印尼共提出的建立“第五軍種”（武裝化的民兵組織）的計劃。①
這種矛盾到1965年，因蘇加諾病情惡化，已呈一觸即發之勢。美國中情局該年1月26日的一份機密備忘錄分析稱：“蘇加諾的維也納醫生認為，如果不盡快為他進行手術取出腎結石的話，他一兩年內就會去世——可能很快就會暴斃。即使他做了手術，他的壽命和身體機能也非常具有不確定性。……（這使得）印尼共產黨及其對立派別之間的政治爭奪已經白熱化。”②1965年8月3日，蘇加諾突然病倒，緊急召回了正在中國訪問的印尼共領袖艾地。與艾地同機返回的中國醫生對蘇加諾的病情非常悲觀。8月中旬，印尼共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報和討論了蘇加諾的病情，艾地在會上表態：是我們首先撲過去呢，還是等著讓別人撲過來？我更傾向於先下手。③
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尼共的策劃下，印尼總統衛隊營長翁東中校等人發動政變，6名陸軍高級將領人頭落地，此即“九卅事件”。隨之陸軍將領蘇哈托發動反撲，翁東等人潰敗，蘇加諾成為傀儡，包括印尼共領袖艾地在內的數十萬人被清洗；被誤殺者不計其數。
大清洗：雖無確證，軍政府仍渲染中國參與政變，煽動反華暴行
大屠殺中，華人之所以首當其衝，與蘇哈托軍政府宣稱中國支持了印尼共的政變，有莫大關係。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材料能夠證明中國直接參與了“九卅事件”。美國中情局的看法是：
“關於共產黨中國在政變前向印尼秘密運送武器一事，……只能說中國人給印尼運送過武器。這些可疑的武器好像都是經過雅加達港口進入印尼。然後存放在附近的空軍倉庫裡。沒有證據表明印尼共產黨在政變前得到過任何武器。顯然，同中國人進行武器交易密談的是蘇加諾，而不是印尼共產黨。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證明，印尼共產黨曾秘密接受過任何中國武器，這裡指的當然是數量可觀的武器。”“應該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中國直接插手了這次印尼政變。艾地最後一次到北京訪問中國領導人的時機本身並不能作為確證，它既不能證明中國人事先知道印尼共在策劃政變，也不能證明中國人可能最先向艾地提出政變的主意。”④
雖然沒有證據，但蘇哈托軍政府的宣傳是有效的。“九卅事件”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等機構遭到了搜查和搶掠；普通華人的遭遇更為淒慘。美國中情局在1966年4月1日的一份特別報告中寫道：“我們仍然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了那次政變。可以獲得的情報主要來自印尼一方，這些情報大部分都根據領導人的需求被歪曲或者被粉飾過了。他們意識到了群眾中的反華情緒，並通過渲染華人在事態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以試圖利用這一情緒。……據說軍方故意散播中國人捲入政變的消息，並且看起來成功地在印尼民眾中煽動了反華情緒。”⑤
主公制度：畸形的經濟體制，嚴重惡化了印尼華人的政治處境
華人在印尼的悲慘境遇，除了蘇哈托軍政府的刻意煽動之外，還有更深遠的歷史原因。試舉三例：
1、因為在二戰中的立場不同，華人在戰後被扣上了“殖民主義殘餘”的帽子
20世紀初，東南亞原住民和南洋華僑的民族意識，大略同步甦醒。但在稍後的二戰中，二者的政治立場卻分道揚鑣。蘇加諾、昂山等東南亞民族主義領袖，為驅逐英國、法國、荷蘭等西方殖民者，選擇了與日軍合作；當地華人則積極響應國民政府的號召，或捐款、或參加游擊隊，與英、法盟軍站在同一陣營。二戰結束後，英、法、荷等國試圖重回東南亞，引起原住民的反抗，華人也成為原住民仇視的對象。1950年代，華僑經濟被蘇加諾政府定性為“殖民主義殘餘”，遭到嚴酷打壓。當時常見的煽動口號是“佔總人口不到3%的華僑卻控制了80%的印度尼西亞經濟”。這種煽動非常有效，但對印尼的經濟發展並沒有任何好處。比如，1959年蘇加諾將40萬華僑從鄉鎮驅逐出去，出台法令不允許華人經營縣以下的零售商業。數十萬華人流離失所的同時，原住民也陷入了既賣不出農產品也買不到日用品的困境。排華導致經濟上的停滯；為開脫經濟停滯的責任，又往往進一步刺激排華，遂成惡性循環。⑥
2、國共黨爭，波及華僑
50年代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也波及到了遠在印尼的華僑。蘇加諾、印尼共與北京關係良好，但印尼地方反對武裝則接受了台灣當局提供的物資和軍事援助。1958年3月，以在叛軍中發現來自台灣的武器為由，雅加達發生了逮捕親國民黨華僑的“國民黨案”，並迅速演變成無區別的排華運動，三十餘名華人社團領袖被捕，上百家華人社團被取締，七百餘間華人學校被關閉，10萬以上華人兒童失學。在此次運動中，印尼共曾多次指責印尼陸軍力度不夠。⑦1960年初，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向印尼政府抗議了對華僑的逼遷和迫害，並要求印尼政府協助遣送那些不願意繼續居留在印尼的華僑。據統計，自1960年1月至11月底，經由廣州、湛江各口岸接待的印尼歸僑，共計88247人（另有數千人選擇去了台灣）。至1961年，印尼尚有華僑250萬人。⑧
3、畸形的“主公制度”讓華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更加惡化，1998年再成民憤犧牲品
借“九卅事件”屠殺了數十萬華人之後，蘇哈托軍政府宣布關閉了所有的華文學校，取締華文報刊，禁止華人公開慶祝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印尼文的“中國”（Tiongkok） 、“中華”（Tionghoa）被強制改為“支那”（Cina），“華人”被改稱“支那人”（Orang Cina或Turunan Cina），華人姓名也必須改成印尼人姓名。和蘇加諾時代不同的是，蘇哈託一方面將華人的政治文化權利剝奪殆盡，另一方面卻又在經濟上放寬了對華人的限制，搞起了“主公制度”——簡單說來，就是華人企業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印尼裔的軍政官員提供經營許可證和政治保護。⑨
這種權錢結合模式，造就了不少大型華人企業，也帶動了印尼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進一步惡化了華人在印尼社會中的政治處境。民憤指向“主公制度”下產生的貪腐官員的同時，也絕不會放過被捆綁在這一制度上的華人企業。這實際上也是一套惡性循環：華人通過“主公制度”在經濟上越成功，在政治上也就越脆弱；政治上越脆弱，也就越需要依賴“主公制度”和貪腐官員。對蘇哈托軍政府而言，偶爾煽動排華情緒轉移民眾視線，也不失為一種應付民憤的“好辦法”。故而整個蘇哈托時代，政府操控下的排華運動從未中斷。至1998年，蘇哈托政府因金融危機倒台，華人又一次成為了民憤的犧牲品。“五月排華騷亂”的受害者數據，迄今沒有統一的說法——據志願者組織統計，雅加達有1190人被燒死，27人被打死；印尼警方則稱雅加達有451人死亡。⑩
簡而言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華人在印尼的悲慘遭遇，主要是政治惡意操弄的結果；印尼政府長期把華人當成“東方的猶太人”進行抹黑。近年來，隨著威權時代的結束，印尼華人的境況已有頗多改善，可以參政，可以使用華文，也可以過春節等傳統節日。不過與歷史達成和解並不容易。2014年，印尼正式廢除針對華人的“支那”(cina)這一歧視性稱呼；但在2015年，印尼軍方和警方卻又打壓了國內關於1965年大清洗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至於剛剛舉辦的關於大屠殺暴行的公開研討會，當局也聲明了不會道歉……這種反復與保守，誠如印尼官方所言，“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至於這段歷史和解之路能走多遠，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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